不是什麽电影式的惊险大逃亡，而是一次又一次像搬家一样的劳力活。
许多资料还是用硬碟、随身碟搬，生怕网路一传就被盯上。
手机换成预付卡，帐号删掉重申请，我们甚至自订了一套编码系统，只为避免未来再有人被波及家人。
有时候我会想，这到底还算不算一场环保运动。
从守护绿地，走到如今像地下党，像某种都市传说。
某天傍晚，我在工厂地下空间铺着垫子躺下，天花板上挂着还没拆掉的旧吊扇，铁锈卡在边角。
角落里堆着没喝完的豆浆和饼乾包装，王致远睡着打呼，以萱蹲在一边画着传单手稿，而咏晨在笔电前编辑简报。
四周安静得只听得到键盘声和呼吸声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我们早就不是一群「学生」了。
我们是难民，是战士，是不被允许长大的孩子。
「你知道吗，柏宇，」咏晨忽然转过头，低声说：「我昨天梦见大地崩了，城市沉下去，整个台湾变成漂在海上的岛渣。」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